3983金沙官网红军为什么能压倒和征服一切敌人和

作者: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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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战争奇迹。我党我军在长征中成熟壮大起来,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直至今日,长征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她对于我军大力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贯彻落实,履行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将产生深远影响。值此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军事科学院部分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进行了专访,现将访谈记录献给读者。——编者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工作人员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和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了领导权,他们惊慌失措,在战略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出发前不做政治动员,以至多数战士不知往何处去。转移中,不能把握时机去寻机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四道封锁线,进行围追堵截。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三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于11月下旬行至湘江东岸,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行堵截,左倾路线的领导者错误地坚持死打硬拼,希望和湘鄂川黔边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与敌军激战七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减员至3万人。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城,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提出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方案,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是改向贵州进发,12月18日攻克黎平。整编后,继续挺进。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狮场。1935年1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取消博古、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党内,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红军向川南进发,计划北渡长江和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急调川军刘湘部在赤水、古蔺地区堵截,令薛岳部和王家烈部渡乌江北追。1月26日,红军到达土城,川军两个旅已达赤水城。28日,红军向川军郭勋祺部发起猛攻,数日不克,川军后续部队又至,形势危急,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29日,中央红军在土城南北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并寻找机会北渡长江。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长江沿线,毛泽东等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2月初,红军到达云南威信,进行整编,而此时国民党军也开始向威信逼近,毛泽东突出奇兵,挥戈东向,二渡赤水。此举迷惑了蒋介石,急令黔军堵截。2月下旬,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8个团,俘敌3000余人。3月初,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督战。中旬,红军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三渡赤水,西进至川南古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国民党被引向赤水以西地区。 蒋介石以为红军要渡江,调军在川黔边界防守,同时派兵向西追击红军。为摆脱敌人,红军再次回师,四渡赤水,东进贵州。蒋介石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同时令薛岳部与湘军在湘黔边境布防。但红军只是佯攻贵阳,主力快速进军云南,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兵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5月中旬,红军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渡口。18日,强渡大渡河。之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过了沼泽遍布、荒无人烟的草地。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在西北发展的胜利基础。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大雪山,到达四川松藩的毛儿盖。 张国焘反对北上,借口拖延,为团结张国焘,在7月18日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坚持反对北上,9月9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后,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不可能,遂率领右路军离开阿坝地区。9月初,右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入四川俄界。12月,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会后,红军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渡过栈道,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进入甘南,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长征取得了胜利。 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破产后,不顾中央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的多次劝阻,率部向川康边境一带退却逃跑。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绰木碉召开会议,宣布了一个由他钦定的中央,自封主席,设立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非法机构。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中央委员职务及党籍,公开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 张国焘的行动受到同左路军一起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中央’的行动,无异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命令张国焘同志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方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经过党内既讲原则又有灵活性的斗争,加上张国焘南下碰壁和林育英的工作,终于使张国焘放弃了他的第二中央,率四方面军到了陕北,并走向了抗日前线。 1936年10日,从湘、鄂、川、黔边境出发开始长征的红二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至此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长征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那种不畏艰难、具有顽强毅力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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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实行战略大转移,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险,完成了跨越十四个省、行程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而它凭借的是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红军抵达陕北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保障。

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结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记者:长征中,各路红军分路突围,被动应战,但却达成了高度统一的战略默契,形成一盘棋。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各路红军还会有如此协调的战略配合?

长征,锤炼了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

邓小平曾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纵横十余省,长驱两万五千里。

  寿晓松(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各路红军确实在战略上高度默契,协同配合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战略转移,南方游击根据地的征战,陕甘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游击作战,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整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战争奇观?首先靠党的绝对领导与统一指挥。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每当重大战略选择的当口,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都给各部队及时的战略指导,如红7军团及后来的红10军团,转战于闽浙皖赣四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迫敌抽重兵驰援,支援了中央红军转移。

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

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央苏区的发展态势一直很好。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连续取得了“四破铁围”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但是,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经过湘江战役,红军86800余人的部队仅剩34300余人,伤亡过半。军事将领们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放弃原定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支持这一主张。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表现出泰山压顶不弯腰,艰难困苦不后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独特禀赋。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曾一度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但在党的有力领导下,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仍然得以恢复,三支主力红军在西北实现了大会师。没有党的绝对领导,不会有这样的战略配合。

湘江战役,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批评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同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由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此后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由此,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种禀赋从哪里来?答案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告诉我们,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

  其次是各路红军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局部服从全局,勇于承担牺牲,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各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都不同,除了自己作战,还积极为兄弟部队创造条件。当时的通信联络很差,然而,凭着对事业和理想的忠诚与追求,各部红军仍能主动配合。红25军得知主力北上的消息后,主动西征,分散敌军兵力,付出了巨大牺牲。红二、六军团接到军委要其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的命令后,果断放弃原来的战略意图,迅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在战略上的密切协同,使长征形成了一个形散实不散的整体,敌人无法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根本实现不了各个击破的企图。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的湘江。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

遵义会议后,在中央正确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很快在军事上打开局面,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能处理好内外部各种重大的战略关系。今天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尤其应加强统一筹划,不为一时一地所限,多考虑战略层面上的整体性、相关性,少考虑部门利益和眼前利益,从军队建设全局和履行新使命的角度出发,摒弃自成体系的发展思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以及以我为中心的旧观念,解决力量分散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一次次稍纵即逝的战机。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不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避免红军分裂,先后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报告,并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确定了红军“北上东进”的方针。但张国焘仍坚持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坚定不移地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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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四渡赤水作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例,表现出毛泽东指挥艺术的精彩绝伦之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挖掘的空间?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表面上看,红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3983金沙官网红军为什么能压倒和征服一切敌人和困难,履行历史使命。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但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今天,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腊子口”“娄山关”等着我们去征服。

  齐德学(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当时,国民党“追剿”兵力有40万,还有飞机。而中央红军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只剩3万余人,弹药消耗殆尽,全军覆没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重创敌军,跳出了包围圈,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原因很多,如国民党军派系不一,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合力;蒋介石的惯用战法是围堵,表面气势汹汹,却在红军巧妙的“走”与“打”面前,显得没有新意,虽握有重兵,却被毛泽东牵住了“牛鼻子”。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在长征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具有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有虚怀若谷的民主意识。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战略失误。这不能不说是与一个成熟、坚定、正确的领导集体密切相关。没有一个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会成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历史进程中,我们正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正在进行变革的重要时刻,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党、国家和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局面。只有切实增强核心意识,共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我们才能不惧各种风险考验,以共同意志凝聚强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可以预料,艰难前所未有。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穿激流、过险滩、破浪前行,不亚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然而,蒋介石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能否继续拥有不被任何敌人和困难所吓倒,压倒和征服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英雄气概,取决于我们能否始终做到真理在手,理想在胸,道义在肩。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可四渡赤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用今天的话说,用兵如神靠的是信息优势。徐帅回忆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有总理等人,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敌人内部有我们的人,加上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

党和红军理想的航船驶进最狭窄航道的关头,毛泽东再次阔步走向船头——贵州,成了他力挽狂澜的起点。

越是任务繁重,我们越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红军的“信息优势”是怎样形成的呢?长征中,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中央红军早在反“围剿”作战时,就组建了无线电分队,开办了通讯学校,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掌握了当时堪称“高技术”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技能。长征途中,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空中侦察,但四渡赤水的那段时间,恰好是贵州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较量,胜负高下岂能有变?连龙云也叹息道:“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

红军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今天,我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处于弱势,转化优劣对比,取决于能否抓住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当前,制信息权有了全新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情报侦察,以新的C4ISR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支持能力与信息对抗能力,成为新型战斗力的独立要素。加强对制信息权的研究,尽快提高整体信息作战能力,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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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 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记者:各根据地的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没有统一目标,联络中断,仓促上路。可路线选择却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目标。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 董长军

  赵一平(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看似偶然,实际上反映了必然。红军长征时,抗日救亡成为最主要任务,但红军又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族危难和自身生存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着长征的战略方向。

蒋介石飞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胜利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长征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长征首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解决生存危机,必然选择国民党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自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西部落后,前者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敌人的兵力集中在那,而西部地区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因此,向西突围成为各路红军的目标。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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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焦点在华北。中国共产党要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必然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结合起来,把红军突围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结合起来。选择靠近华北的西北地区,是经过周密战略运筹的结果。

这一队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在长征过程中,为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巨大努力。这一努力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3983金沙官网红军为什么能压倒和征服一切敌人和困难,履行历史使命。  1935年6月,红军懋功会师后,一度出现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大争论。最终还是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陕甘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北上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在时间上恰逢其时,顺应了民心,顺应了时代,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为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都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也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一是1935年1月至3月的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核心是取消旧的三人团直至设立新的三人团,实现党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负责人的平稳交接。这期间,最易忽视的,是毛泽东成功指挥四渡赤水的关键——由“中央会议民主议决”确立“民主集中”的过程。

  能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确立正确的方针,关系到革命成败。这里,有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在西北,并抓住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化的历史机遇,不仅对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后续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持续的过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当代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科学筹划,逐步推进,保持后劲,任何忽略周密的战略运筹,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发展不平衡的军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军事专家徐焰说,“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在1票对20余票的情况下,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夜访并说服周恩来。

  记者:红军由“抗日必先反蒋”转变为“北上抗日”、“逼蒋抗日”,又由长征初期的被迫退却转为向西北的战略挺进。这一系列大变化,充分说明了我党把握形势、统驭全局的能力。这对当今我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有何启示?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以此为契机,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党中央的军事指挥体制放弃“中央会议民主议决”模式,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军事指挥。正是在“全权指挥”中,毛泽东率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下西进再北上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

  温瑞茂(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不要家国沦陷,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选择。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大片河山沦丧,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个渡口,用7条小船抢渡金沙江。

这一鲜活的事实告诉我们,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在组织上明确听谁指挥听谁领导,又要明确采取什么样的组织体制来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侵略,把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复杂、最困难的战略指导问题。一路上,红军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讲党的抗日主张,以北上抗日为旗帜进行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保证了红军同人民群众和各种爱国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大团结,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二是1935年7月至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核心是党中央争取张国焘率部共同北上。为此,党中央增补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为中革军委成员,调整红军总部部分领导成员,特别是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来安置张国焘。

  当战略方针鲜明地转变为北上抗日之后,党就把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升华为一个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号召力的伟大战略行动,党起到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为赢得新民主主义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

但张国焘进一步提出要安排人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进中央政治局,摆出调整党中央领导成员的架势。

  战略方针的转变必须适应时局的变化。历史证明,红军的战略选择充分考虑到了时局的发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牢牢抓住了红军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当前,我们面对一系列崭新的时代挑战,如何把握时代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科学规划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及改革进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有效维护国家权益与国内稳定,顺利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胡锦涛主席洞察国际战略形势,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能否有效履行这一使命,将决定我军能否抓住机遇,把军队建设推上又快又好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牢牢抓住新世纪头20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坚持北上决策的基础上,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但最终归于失败,决定率部先行北上。1938年毛泽东反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记者:红军的指挥体制在长征中发生过重大变化,富有效率的指挥体制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指挥体制是如何调整的?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十六字诀’改变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军事专家金一南指出,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军事革命的时候,美国人却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的军事革命。

现在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更要果敢不移地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坚决斗争,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地争党的军事指挥权。

  陈力(研究员):长征之前,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指挥机构。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绝境。1934年12月18日,政治局曾在黎平召开会议,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的创新,就是对敌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

三是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部先行北上至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核心是党中央为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既坚定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做斗争,又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达到团结和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目的,并最终取得胜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军事指挥的错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确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后来的猴场会议规定,必须由政治局讨论作战问题,由于多数人对军事指挥不精通,讨论过程漫长,决策迟缓,最后往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形成决定。这种指挥方式显然不利于抓住战机,快速作战,摆脱敌追堵。这时,又发生了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红军不应去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但他却是少数派。后来,经过毛泽东反复劝说,红军最终决定放弃打鼓新场。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指挥作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必须建立集中指挥体制,减少环节,才能使指挥适应快速作战。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从此,红军在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指挥下,在赤水河两岸往返穿插,乘虚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夺取了决定性胜利。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对保证红军长征胜利太重要了。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在对外对内名义上(如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留有余地,充分发挥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张浩的作用,积极呼应任弼时、贺龙和随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以及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的团结作用,最终使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充分体现了斗争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今天的战争形态已进入信息化阶段,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和及时权威的决策机制,已经成为主动权得失的关键。必须加快指挥体制改革步伐,克服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机构重叠的现象,解决因协调不力、关系不顺引起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内耗,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作战潜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效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

“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他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同年底中革军委的调整和1937年五六月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为标志,党中央在长征胜利后实现了团结统一,实现了对全军的统一指挥。

  记者:红军在长征途中深感流动作战的艰辛,“走”不是目的,最终要寻找落脚点,但数次尝试未果。能否谈谈红军长征落脚点变化的来龙去脉?

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反战之路。

这一阶段的史实充分说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有坚定的领导核心和不可动摇的革命目标,更要有灵活的策略原则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共同努力。

  陈传刚(助理研究员):长征落脚点选在何处,经过了相当多的周折。博古、李德等人的原定计划是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反攻。但由于消极避战,一味西逃,遭到重挫,8.6万人锐减到3万。如果继续原定计划,势必与多我五六倍的敌人决战,甚至可能全军覆没。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挥师贵州,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来,蒋介石又调集了约40万兵力围拢而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下,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红军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变化。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完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

长征是曲折的,但最终的成果是丰富的。即如长征中的两份电文:“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利于中国革命。”

  由于敌军兵力优势太大,封锁了长江,红军北渡受阻,中央决定暂放弃北渡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大范围机动作战,寻机北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终于跳出包围圈,渡江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四次变化。

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结果,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待到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力量对比已经悄然间发生了改变。原本计划5年左右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形成磅礴的力量。

  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川陕甘计划也没有实现。这时,毛泽东提出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以便将来向东发展。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变化。红军继续北上,终于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渡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在甘南哈达铺,红军从当地获得的报纸上进一步证实,陕甘两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正蓬勃发展,毛泽东说: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随后,榜罗镇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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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历经近600次战役战斗

  长征落脚点的六次变化,苦苦追求的都是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伤员无法安置,没有可以依赖的后方供应,弹药和给养极度匮乏,艰险和困苦常人无法想象。经过艰苦卓绝的跋涉,红军边行军、边筹粮、边打仗,终于落脚陕北,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从此才转危为安。在汲取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强烈感受到全面建设现代化装备与后勤体系的重要意义。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到总司令下至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英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有432人。

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火的洗礼,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

  记者:遵义会议后,红军因高速机动出现高度疲劳,不少人不理解运动战,产生了埋怨,好像在领导层也出现了争论。当时的真实背景是怎样的?中央是如何处理的?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永远的制胜之道

  王建强(助理研究员):既无根据地依托,又被敌重兵包围,红军别无选择,只有以长距离高速机动,摆脱困境。这就是有些人抱怨的走“弓背路”的由来。1935年2月16日《告红色战士书》中说:“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

向红军学打仗学指挥,继承“活的灵魂”是根本

  这一阶段,红军的“走”不是逃跑主义的机械行军,而是“以走制敌”,诚如聂荣臻所说:红军“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毛泽东在反“围剿”时提出的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原则,广大指战员都认可,但开始长征后,机动更加高速,更加频繁,距离也更长,同时由于失去苏区依托无法得到及时补充、休整而更加艰苦。高度疲劳,再加上个别战斗没打好,红军有损失,引起了一些不满。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给“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写信埋怨说,红军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红军应走“弓弦”,走捷径。林彪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1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批评了林彪,统一了思想,坚持高速机动作战的方针。结果如何,历史已经做了回答。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历史样本

  走“弓背路”,看似弯路,却赢得了全局的主动;走“弓弦”,看似捷径,却可能输掉全局。这就是辩证法。它启示我军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要关注现实困难,更要着眼未来挑战,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没有长远眼光,虽然眼前得益,却失去未来。我们既要充分估计眼前的困难,又要科学设计战略目标与长远规划,并制订阶段计划和落实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难题,一步一个脚印向既定目标迈进。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记者: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动挨打,重压之下寻生机。遵义会议后,红军跳出包围圈,边打边找出路,主动实施了若干次战略转变,把被动的退却导向胜利进军。对此,今天军队的转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之战,美国陆军王牌骑1师遭重创,1800人被消灭。

样本解读

  翟清华(副研究员):长征经历了从被动转型到主动转型的艰苦选择。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严重失败,被迫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首先确定了新目标——在敌人薄弱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同逃跑主义和流寇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作战指导上,从实际出发,不固执于某一个方向,实行了大范围的机动作战。战略思想的转变,牵引战略方针的改变,相继取得赤水、贵阳、昆明等一系列作战的胜利。显然,没有果决的战略转变,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

战斗结束,被俘的美军骑8团参谋长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是“毛泽东战术”时,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

长征,被动中始行,主动中胜出。遵义会议后,那支善用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红军又回来了,刚度过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赤水河畔力挽狂澜,领导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

  尽管长征中的战略转变是在战争中完成,但许多根本性的内容仍然可以为我军今天的转型提供借鉴。建国后,我军体制编制基本是“大陆军”体制,后来有过多次改革,是随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所做的相应的调整,如世界上几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之后我军所进行的战略性转变,包括战略方针和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的调整。

大敌当前,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会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凸显这支军队的核心战力,关乎这支军队的前途命运。诚如刘伯承元帅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军开始转变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的模式,探索建设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益型军队的新路子。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世界新军事变革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无论从战略思想,还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后勤保障等,都有了质的飞跃。我军开始更加主动推进军事转型。胡主席赋予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明确军队不仅要完成维护祖国统一的传统任务,而且要承担起有效维护国家太空利益、海洋利益、能源利益、电磁空间利益等新任务。担负这个历史使命,我军就必须完成战略转型——由国土防卫型向国家利益防卫型、由陆战为主向陆海空天电联合作战、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军队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更新思维方式。我们应把更新观念、创新军事理论作为转型实践的先导,把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把实现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作为深化军队改革全局的关键环节。成功的军事转型将确保我军在未来战争中不丧失主动。

此时,麦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4万人,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

1936年2月底,国民党军以10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发动进攻,贺龙和任弼时等率领红军进入贵州西南部的乌蒙山区。此后一个月,红军拖着国民党军在山区转圈,直把敌军拖得无力“追剿”,只能撤回。乌蒙山回旋战堪称贺龙用兵的神来之笔。

  新时期的军事转型,具备很多长征时期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借鉴红军长征的宝贵历史经验,把它发扬光大,我军必将进入一个又快又好的发展时期。

就是在这样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三八线”。

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曾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

读史感悟

两年后的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陆军第42集团军某旅旅长邢卫华: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变者谓之神。其实,战争中没有神机妙算,只有坚持真理和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军打仗“活的灵魂”,是我军永远的制胜之道。

10年之后,有着“军神”之称的麦克阿瑟在去世前一年,留下了这样的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鉴往方能开来。当前,面对我军“两个能力不够”和部分指挥员“五个不会”问题,尤需我们从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中汲取营养与活水,推动部队训练特别是指挥训练向实战化靠拢,把我军信息化作战条件下的战略战术运用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像红军那样牢牢掌握“制信息权”,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打胜仗

历史样本

“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样本解读

赤水河畔,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13:1。然而这场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悬念的围歼之战,却被毛泽东导演成了一幕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活剧。

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英勇战斗外,还得益于红军的情报工作。中央红军早在反“围剿”作战时,就组建了无线电分队,开办了通信学校,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掌握了当时堪称“高技术”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技能。

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四渡赤水期间,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敌军态势对我来说犹如透明战场。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空中侦察,加之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我动向则如盲人摸象。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较量,胜负高下岂能有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对长征期间的情报侦察工作赞赏有加:“有了军委2局,我们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

读史感悟

火箭军某导弹旅旅长石鸿雁:制信息权,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战略“制高点”。与红军长征时期不同,今天的“制信息权”有了全新的内涵,除了传统的情报侦察,以一体化作战指挥平台等为代表的信息支持能力与信息对抗能力,正在成为我军战斗力的核心要素。

塑造后天的军队,才能打赢明天的战争。直面军事变革的疾风骤雨,我们只有下大力深研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在实战化训练中更加突出破敌体系、网络对抗、依技施谋等内容,才能像红军前辈那样,即便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能转劣为优,决胜未来信息化战场。

作战勇敢是实现军事谋略的关键,要永葆红军的“血性之勇”

历史样本

“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样本解读

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折射着这支军队的血性担当。

强渡大渡河,红军的战斗精神与战术配合相映成辉。17勇士炮火中渡河,击败对岸数倍之敌。红军从安顺场进军泸定桥,一昼夜急行120公里,22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占领泸定桥。这样的意志力、战斗力旷世罕见,靠的是顽强的战斗精神。

可以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红军将士的生死与共和血性担当。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12位红军师长,之后3死9伤,还有两位是独臂。土城之战失利,总司令朱德亲上前线指挥:“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炮弹就在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他抖抖身上泥土,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又冲向敌阵。

向红军学打仗学指挥,继承“活的灵魂”是根本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是战斗精神得以发挥的有力保证。攻克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只给了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两天时间。此役,红军巧妙运用夜战、佯攻、夹击等战法,既避免了盲目牺牲,又鼓舞了士气,战斗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读史感悟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委汪平:决胜战场,靠“谋”更要靠“勇”。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如此写道:“就在湘军、桂军与中央军互相将最重的作战任务推来推去的时候,中央红军却在疾进途中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就是血性担当,就是战斗精神,是执行战略战术坚实的意志之基。”

承平日久,强化战斗精神,需靠培养锻造。未来信息化战场,战斗精神仍然是制胜的利刃。我们只有永葆红军的“血性之勇”,在实战化训练中融入百折不挠、敢打善战的意志锤炼,才能让“软实力”变为“硬功夫”,在未来战场续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

文风连着胜败,学习长征战场上的另一种“制胜之道”

历史样本

“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抢渡金沙江前夕,刘伯承出奇兵搞到6只船。他发给朱总司令的电报,包括标点只有短短27字

样本解读

据统计,红军长征期间产生的各种文电、讲话平均每天有1篇以上。在硝烟中作文、马背上发电、担架上开会,决定了这些文电、讲稿必须简短、实在、管用。如湘江战役的危急关头,林彪和聂荣臻给中革军委拍发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下级对上级使用“须”之口吻,提“星夜兼程过河”之要求,形势之危急、谋战之务实跃然纸上。

又如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中在黎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黎平会议决定,全文不到700字,字字如金、句句实在。这些经过战火淬炼的长征文电,篇篇“简洁明快”,为我们树立了改进文风乃至训风、演风、考风的标杆。

读史感悟

驻澳门部队司令部作训处处长金纬: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往往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兵贵神速,以快制慢,方能掌握制胜先机。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谁要搞文山会海、写冗长文电,谁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简洁是天才的姊妹”,文风连着作风,文风关乎胜败,向红军学打仗学指挥,其“简洁明快”的指挥艺术,当是今天我们理应继承发扬的另一种“制胜之道”。

何以“用兵如神” 惟在“灵活机动”

■张西成

长征组歌有句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实,纵览红军整个长征史,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用兵如神的得意之作,岂止只有“四渡赤水”!

据专家统计,中央红军在368天的征途中,有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在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军将士,把“以逸待劳”“釜底抽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围点打援”“关门打狗”等兵家韬略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战略战术,在战争史上书写了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战争,向来讲求以正合,以奇胜。众人都知道的机会,就不叫机会;众人都知道的危险,就不算危险;众人都知道的秘密,就不是秘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打结合,奇正相倚,虚实并举,走什么线路,敌人一头雾水;打什么地方,敌人摸不着头脑。什么是战机?战机就是让对手防不胜防,明知不可走而走之,明知不可攻而攻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战无定法,贵在得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说过:“我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红军长征的成功实践证明,制胜之法,“不可先传”;庙算之策,不是包打胜仗的“天书”。战场比输赢,关键看应变。没有活学活用的战场应变力,没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条道走到黑,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就是下一次战争的教训。

长征史是一部博大的教科书,蕴含着无穷的用兵哲学、无限的制胜因子。不可否认,我们已进入了一个转轨转型、求新求变的新时代,但万变不离其宗。

尽管战争形态在变,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不会变;作战模式在变,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指导原则不会变;作战对手在变,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胜战套路不会变;用兵方式在变,但“兵以诈立,战以奇胜”的游戏规则不会变。

也就是说,战争的嬗变并没有使过去的一切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向。作为红军的传人,面对这样一部沉甸甸的战史,我们绝不能“坐在金山不识金,抱着金碗要饭吃”。红军长征中那些用兵之术、胜战之策,历久弥新,光彩依旧,一旦掌握,将受益终身。

当前,我军正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行进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军事变革、实战化训练亦日益向纵深拓展。面对新使命新挑战,我们惟有拿起先辈当年长征中那种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敢闯敢试的思想武器,方能在未来战场上打开新的天地,创造新的奇迹。(记者 严德勇 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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