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同索尔兹伯里谈红四方面军长征,李先念

作者:军史

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又生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一生都在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从1989年开始,李先念的健康状况就大不如前,心脏与肺部的病痛一直折磨着他。到了1992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66年的李先念,就像一支烛火,快要燃烧到了尽头。这年2月,他一病不起,住进了北京医院。虽然其人生之旅进入了倒计时,但在最后这段日子里,李先念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发展。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过程中,曾专程来中国收集资料,访问当事人和专家学者。1984年6月15日,他访问了李先念。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笔者整理了这篇谈话稿。

内容摘要: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关于井冈山时期的历史,中央档案馆保存着多篇重要历史档案,如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朱德同志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陈毅同志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何长工同志在回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江书院会面的情景时说:“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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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89年6月产生的,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维护这个领导集体,对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全党的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将《关于人民日报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批转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语中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红四方面军的诞生

关键词: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革命;人民;井冈山;红军;领导;手工业;部队;中国

李先念和他的故乡

李紫阳当了一辈子医生,现在是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为了采访她,我们事先在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上查了有关李紫阳的材料,结果很令人失望,除了2004年有一条参加“湖北省隆重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活动的消息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了。作为共和国第四任主席的女儿,李紫阳的曝光率相当低,几乎很少为外界所知,她见到我们后也说,这是她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李先念一生以极大的精力推进中国统一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2月2日,他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发表春节祝词,向台湾同胞拜年。他在祝词中说:“在喜迎佳节之际,我们更加思念生活在海峡彼岸的两千万同胞。今天,我高兴地通过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向同胞们拜年,祝大家春节好。在过去的一年里,海峡两岸同胞的往来,经济、贸易、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有进一步发展,体现了两岸人民盼望统一的心情。华东地区遭遇水灾之后,台湾同胞踊跃捐赠的情景,更显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些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两岸统一是必然的趋势,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十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把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公之于世。不久,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现在两岸关系有了较大变化,正朝着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澳门在本世纪内将回归祖国。我们相信,台湾问题也将按照这一方针和平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历史昭告人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的重要。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中华民族欲振兴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起来,实现统一,依靠自己的力量,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当前,祖国大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海峡两岸一旦携起手来,中国定会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李先念说:关于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程我只想了一下,没有准备,如果要准备半年也准备不好。

作者简介:

100年前的6月23日,据说是端午节,那一天李先念就出生在黄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母亲生下他后没有奶水,正好他的大姐刚生孩子不久,李先念就和自己的外甥一起同吃着大姐的奶水活了下来。只上了几年私塾,12岁的时候,父亲让他拜师学木匠。3年后,李先念独自来到汉口一家棺材铺,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李先念在这里接触到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1909年6月23日,这一天是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县高桥乡李家大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成元为他取名李先念,小名泉伢。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生下他后,母亲没有奶水,正好他的大姐刚生孩子不久,母亲就把他送了过去。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共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长征、西征,再到鄂豫皖湘赣抗战和中原突围、重返大别山。22年的革命生涯,让李先念与老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尽快促进老区经济的发展是他的最大心愿。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在住院期间,他对前来看望的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负责人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思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石油,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冶炼攀枝花的矿石,综合开发,推进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 5月27日,他向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发去贺信,贺信中说:“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贫困地区,通过干部交流,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希望你们协同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把这项工作做好。并望开好这次交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推广。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贫困地区人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标准低,不稳定,困难多,一遇自然灾害,仍有复贫的可能,绝不可能掉以轻心。扶贫济困,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我们应当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下,通过先富帮后富,发达帮贫困地区,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协作,尽快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扶贫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扶贫工作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要努力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请你们代表我向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同志们问好!谢谢同志们!谢谢所有关心扶贫工作的人们!”

我首先说一下红四方面军的诞生。中国工农红军有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一支很好的、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这支部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要从湖北、河南交界处的黄起义说起。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当教育长,实则是校长。他培养了一批学生。黄麻暴动是这批学生领头搞起来的。这是历史事实,这话过去没有讲过。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朱德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事业不懈奋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我这里主要是通过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7岁的李先念听了家乡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宣传的革命道理,便返回黄安老家闹革命。这个棺材店的小伙计,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是以一种为人民求生存的大爱,并从此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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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生于湖北,长于湖北,曾长期战斗、工作在湖北,荆楚大地是他永远的眷恋。4月5日,在北京出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湖北代表漆林到医院看望李先念,并汇报了省计委和三峡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迎接三峡上马、服务三峡建设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工作重点。李先念一向关心三峡工程,听后甚为高兴。他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他还请漆林带个口信告诉湖北省领导:“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不要向中央提难题,能在省里解决的,就不要推给中央。”“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湖北省要充分利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机遇,把三峡工程的配套工作做好,搞好服务,振兴湖北经济。”4月15日,他致信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信中说:“听说京九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在湖北段有一条自干线到武汉的联络线,据说这条联络线有3个方案,其中有一个出麻城经红安到武汉的方案。我认为从发展老区经济、繁荣大别山区的长远观点看,这个方案较好。请你们在进一步论证中给予考虑。”5月20日,李森茂复信李先念,简要汇报武汉联络线的有关情况。信中说:“关于京九铁路和从这条干线至武汉的联络线的走向,沿线人民都很关心。目前,北京-衡水-商丘-阜阳,九江-向塘-吉安等段的具体走向和经由已定,其余各段只定了大致走向。到武汉的联络线,设计部门曾做过3个方案:一为麻城经黄陂至滠口案,此方案经过红安县境;二为旧街经黄陂至滠口方案;三为旧街经阳逻电厂专用线的香炉山至滠口方案。经比较,第一方案虽近期投资略大,但营运距离短。正如您信中指出的,从发展老区经济,繁荣大别山区的长远观点看,这个方案较好。1991年我部编制京九铁路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时,按第一方案上报。1992年3月国务院批复时也予以明确。”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政变,随后宁汉分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湖北、河南交界处,主要是黄安、麻城农民起来暴动,史称黄麻起义。如果你有机会跑一次鄂豫皖地区,尤其是到红安、麻城,一定会有所收获。这次暴动失败了,许多革命者被杀害,农民遭到屠杀最惨重。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人消极了,一部分人叛变了,一部分人是“亡命之徒”,要继续干下去。我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木匠,当时也是“亡命之徒”。

  一、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

李先念在白色恐怖黑云压顶之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委书记。1931年10月,他率领当地一批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11师第33团政治委员。他在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围剿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华,1932年接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政治委员。在西征转战中,他率部顽强奋战,多次承担重任,化解危局,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绩辉煌。1933年7月他任红30军政治委员。长征中,他率部迎接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并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1921年,辍学后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当时年仅12岁。3年后,15岁的李先念又独自一人到汉口当学徒。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当时叫“寿器店”,李先念就在那里继续他的木匠活。在那里,李先念接触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李先念是一个有大情大爱的人。在病中,他多次深切怀念早已过世的母亲和众多英勇牺牲的战友。他一生最为愧疚的是见母亲最后一面时的情景。那是在1932年秋,当时,红四方面军为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从红安七里坪转战到河南、皖西,最后又转回红安。他的母亲经多方打听知道儿子已回红安后,竟冒着战火来到阵地,看望日思夜想的儿子。正在指挥战斗的李先念当时发了大脾气,说:“我这里正打仗,你怎么来了,子弹打着你怎么办?”后来几乎是将母亲赶了回去。母亲深情地望着满面焦急、清瘦疲惫的儿子,拉着他的衣襟,叮嘱了几句,只得含泪离去。后来在行军途中,李先念感觉口袋里叮当作响,才发现母亲悄悄放进了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凝聚着一位革命母亲对儿子的无限思念、关爱和期望。谁知此去征程万里,这次见面竟是李先念与母亲的永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母亲的形象依然那样清晰和亲切,弥留之际的李先念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是80多岁的老人想老娘!我想念妈妈,那天我不该对她发火……

黄麻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人剩下不到三分之一,300人左右,最少时不到100人。广大农民是同情我们的,我们就和农民搞在一块,和农民滚在一起,滚出一支大的队伍。

  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红30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新的战略任务。1937年3月,2万多人的红军西路军在极其不利条件下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归于失败。之后,部队分成三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三个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400余人,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几场恶战,历尽艰险脱离险境。

1926年10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7岁的李先念再也在汉口待不下去了,他听说董必武、陈谭秋等到他的家乡宣传革命真理,于是决定返回黄安老家闹革命。这个寿器店的小伙计,决心要为埋葬旧社会打造一口“棺材”了。

病重期间,他还经常和身边的医护人员谈起已经牺牲的战友,如孙玉清、陈海松、熊厚发……每次都十分激动,甚至热泪涟涟。他说:他们都是我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可是他们有的战死在前沿阵地,有的被敌人抓去砍了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非常怀念他们……6月11日,自感时日不长的李先念对夫人林佳楣说:“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照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这支队伍能很快发展壮大,主观条件是农民受压迫最重,要求革命最强烈。客观条件是蒋、阎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不但对我们发展有利,对中央苏区也有好处。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后为稳定军心、保留革命火种起了重大作用。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起义成功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撤出南昌,朱德同志担任第九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后,主力部队遭遇严重挫折。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同前敌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孤立无援,处境极度困难。这时有人提出解散队伍。在这危急关头,是解散队伍,还是把队伍保存下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对起义队伍特别对领导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这个时候,朱德同志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他把起义队伍集合起来,进行动员讲话。他十分坚决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陈毅同志在行军途中适时对队伍进行了三次整顿,使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这支部队得到了巩固,士气开始高涨。陈毅同志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为人民军队保存下来一支十分珍贵的革命火种,这是朱德同志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李先念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初,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依靠人民群众在武汉外围敌后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一个敌后的独立作战区域。经过7年奋战,新四军5师发展成为5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摩擦,解放了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战争年代,李先念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到晚年让他耿耿于怀的却有两件事。

1992年6月21日22时36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央派人来鄂豫皖最早的是徐向前,也有人说是倪志亮。徐来当师长。当时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农民起义军联系还不多。徐向前来时,我当副班长,班里只有八个人,敌人把我们的班长郑重打死了,我才当正班长。那时有个好处,班长可以直接找军长。鄂豫皖的红军叫四军,因为1926年北伐战争时第四军很能打仗,所以都想要这个名字。后来井冈山的红军听说我们叫四军,他们才改名一军。

  井冈山斗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同朱德等同志一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的正确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关于井冈山时期的历史,中央档案馆保存着多篇重要历史档案,如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朱德同志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陈毅同志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从这些档案文献看,1928年4月,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会师。何长工同志在回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江书院会面的情景时说:“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次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烈火。朱德同志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到:“从此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支工农红军的主力就日益发展、壮大和坚强起来了,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同志也应邀前往。毛泽东同志看见这位老战友,动情地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同志高兴地说:“我很好。”毛泽东同志接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自认其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已经就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余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部队压缩围困在方圆不到一百公里的狭小地域,妄图一举围歼。身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面对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的严峻形势,沉着冷静,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做出了向西突围的决定。李先念关于突围的一系列决定和巧妙安排,充分显示了他面对强敌,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运筹帷幄、娴熟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驾驭全局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7月2日,李先念的骨灰在夫人林佳楣及亲属的护送下,到达甘肃省。飞机从甘肃省张掖市机场起飞,驶向祁连山深处,在飞越梨园口、石窝、康隆寺上空时,林佳楣和子女们将李先念的部分骨灰和鲜花一起撒向这片红军西路军当年浴血奋战的土地。4日,在大巴山上空,亲人又将李先念的骨灰撒在巴中、通江、南江、黄猫垭等一带。5日,李先念的骨灰在亲属的护送下到达湖北省。下午,在4名持枪礼兵的护卫下,由林佳楣率家人缓步将李先念剩余骨灰送上专机。当专机进入大别山上空后,林佳楣和家人轻轻地把李先念的骨灰分别撒向苍茫的大别山红安、大悟、麻城等地,实现了他魂归故里的遗愿。

张国焘1931年4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这时我们有两万多人了。我们很尊重他,因为是中央派来的,是中央代表,军分会主席。他是带着王明“左”倾路线来的。在这之前有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根据地损失很大。对鄂豫皖危害最大的还是张国焘。他来后搞“肃反”,抓“改组派”。“改组派”是汪精卫搞的,后来这部分人分化了。“肃反”中军长许继慎被误杀了,他是黄埔生,徐向前也是黄埔生,黄埔出了很多人才。

  古田会议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同志作了军事报告。会议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同志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同志为委员。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根本性问题,统一了红四军思想,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突围之后,李先念亲率北路军,历时38天,行程2000里,冲破敌10次有计划的围追堵截,突破5道大的防线,终于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进入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牵制了30余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各解放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这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激战,母亲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一定看看他的小儿子。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的安全,说子弹不长眼呀,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母子俩在战场匆匆话别,李先念说红军不会走远的,只是跳到外围去打击敌人,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李先念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为此,李先念内心深处一辈子都在向母亲负疚。

原载: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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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朱德同志参加了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朱德同志在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之后第三个发言。伍修权同志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朱德同志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从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朱德同志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朱德同志身处逆境,却“临大节而不辱”。面对张国焘等人逼迫朱德同志支持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同志坚定地表示:“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长征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赞誉朱德同志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李先念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革命无比忠诚。他的亲哥哥被张国焘以肃反的名义枪毙了,他只能把泪水往肚子里吞。李先念去世后,遗体骨灰中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但是60年来,他从未提及战争的伤痛。谁也说不清他的一生中忍受了多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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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初,我们打了几个大胜仗,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使鄂豫皖发展到黄金时期。根据地大发展了,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四万多人。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宣告成立。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朱德同志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政治工作与军队指挥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党的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60年中,唯一让他一辈子耿耿于怀的却是对母亲的思念。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母亲听说儿子将要转移,迈着小脚跑了几十里路来看儿子。当时,李先念的部队正与敌人交火,急切中他安慰母亲说红军不会走远的,只是跳到外围去打击敌人,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别竟成永诀。

李先念的小女儿李小林回忆说:“结果在战斗结束以后,我爸爸在行军的时候,就听到大衣的口袋里有声音,他拿出来一看,是他妈妈留给他的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对我爸爸来讲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很多年以后提起来还是很动感情的。”

四大战役胜利后,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起来,而蒋介石军队很快就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重点又是在鄂豫皖。敌人攻占了黄安县城,可是我们部队远在外线作战,拉不回来。时值盛夏,天气太热,调动大部队去同卫立煌部队决战。这一仗没打好,退到七里坪,又打了一仗,打得很恶,消灭敌人两个团,我们伤亡也很多。这时我当团政委,我们团没剩下多少人了。于是总指挥部决定过京汉铁路,暂时离开鄂豫皖。撤出是被迫的,没有计划。当时说先打出去,然后再回来。过了京汉铁路就回不去了,敌人阻击、侧击我们,部队只能西进。这时我当十一师政治委员。最惨烈的就是新集战斗。敌人包围了总指挥部。我们同敌人反复拼杀,解总部之围。这仗伤亡惨重,三个团长牺牲了两个,三个团政委负伤了一个程世才。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60岁生日,党中央在延安为朱德同志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中共中央的祝词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发表了祝词。各解放区军民和社会各界纷纷表示了祝贺。对于各界代表的祝贺,朱德同志回应说:“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他坚定地表示:“反动派一定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胜利,我相信我可以亲眼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是对朱德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的充分肯定。朱德同志的伟大贡献是同我们党、军队、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朱德同志的光荣,是党的光荣、军队的光荣、人民的光荣。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据李小林回忆说:“战斗结束后,爸爸行军中听到衣服的口袋里有声音,他伸手一摸,才发现妈妈不知什么时候给他口袋里塞了两块银元,很多年以后爸爸提起这事还是很动感情的。据老人们讲当时一块银元可以买160斤米,可见两块银元是相当值钱的。也许,这两块银元就是奶奶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远征的儿子。”

两块银元在当时相当值钱,据老人们讲一块银元可以买米一担,约160斤。

离开了根据地,人员、物资补充就更困难了。好在有个少年师补充了部队。又向西走,进入陕西境内,进行了子午镇战斗。这次战斗张国焘很危险,前后夹击他,我也负了两处伤,现在还有子弹在身上。过秦岭和汉江时,我得坐抬子。

  回首往昔,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朱德同志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戎马倥偬,驰骋疆场,表现出伟大革命家的超人胆略和卓越才能,立下的赫赫战功、铸就的非凡功绩将永载史册。

李先念在世的时候,一直眷恋着故乡的父老和建设。在繁忙的党务、政务、国务活动中,他曾5次拨冗回乡。并多次在北京和武汉等地接见故乡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对家乡的建设和群众生活表示出了极大的关爱。他曾多次告诫当地负责人说:“红安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4万人,作出的牺牲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就对不起牺牲了的先烈,就是忘本!”

这两块银元也许就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即将远征的儿子。

为什么会撤出鄂豫皖呢?一是因为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二是政策上“左”的错误;三是消耗人力物力过大。

即使是在病重弥留之际,李先念仍在病榻上询问红安的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旅游、绿化等情况。他再三叮嘱道:“红安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你们时刻要记住他们,把建设搞好,要让所有的乡亲们都能够富起来啊!”在故乡人民的脑海里李先念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已成为鼓舞他们勤劳致富建设家园的精神力量。

整整60年后,李先念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最想念的就是他的妈妈。

我家那个县红安,当时有58万人,抗日战争时我回去了一趟,剩下二十几万人了,没有哪一家不死人的。我们家就死了好几个。三哥被打死了,二哥被错杀了,大哥到汉口去了,如果在家也要把他搞掉。四哥消极了,但不反对革命。一个家庭就有左、中、右。

岁月无言,我徜徉在这片写满了光荣和使命的土地上,从内心深处感到伟人并未远去。老一辈革命家奋斗一生所建立的富裕、文明、和谐的美好社会正在这里逐渐成为现实,我辈当努力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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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征战了五千里到了川陕。蒋介石军队不敢轻易到四川去。四川有四个大军阀:刘湘、刘存厚、田颂尧、杨森,他们分割了四川,混战不断。他们的士兵很愚昧,说枪打不死人,官兵很多人吸鸦片烟。他们可以交枪,但不能交大烟枪,吸了鸦片烟打仗时朝天放枪。

1935年6月6日,在川西地区夹金雪山下的达维桥,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率先在这里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是李先念第一次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见面。毛泽东很欣赏李先念,说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

我们到四川不到两万人。开始就打田颂尧部队。他兵分三路向我们进攻,我们进行反三路围攻战役,让敌军进到根据地来,在空山坝一战把敌军田颂尧部打垮了。后来以刘湘为首组织六路围攻。这个战役打的时间很长。东线是徐向前、陈昌浩、许世友他们指挥的,万源保卫战,参战的部队和人员就多了。陈锡联指挥的部队把刘湘的部队打垮了,本来可以追到长江边,但张国焘不让追。东线胜利后徐向前又到了西线指挥黄猫垭战役,消灭田颂尧七个旅。

1936年10月10日,三路红军在会宁会师。

懋功会师

1937年春,李先念在倪家营子进行保卫战,50多天部队损失惨重,红30军打得只有3000多人了。

索尔兹伯里问:你们和党中央有联系吗?

3月14日,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分兵,将现有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李先念指挥全军,由他率左支队,王树声率右支队,打游击,其余人员为三支队。

李先念答:有联系,但不多。有电台和密码本。总部和各军联系没有电台。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把他所有的遗物都交给了国家,只有这个见证了她丈夫戎马生涯的弹片,她舍不得捐出去。XLW

嘉陵江是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障碍,过嘉陵江是对的,可以向西进到岷江流域,发展扩大根据地。过嘉陵江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接到徐向前命令要我去接迎一方面军。我们翻了一座雪山攻占了懋功城。这时还不知一方面军到什么地方了,何时能来到。先头部队的韩东山师长打电话给我,说一方面军来到了,我还不相信,叫他们不要上敌人的当。过了几天我在懋功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等。毛主席问我多大岁数,部队还有多少人。两军见面,部队干部战士情绪非常高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李先念,曾担任我国国家主席,更是著名的军事家和革命家,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由于建国后离开军队,因而在第一次授衔仪式上没有被授予军衔,然而,他之后的职位却远高于十大元帅,还曾跟粟裕平级。

索尔兹伯里问: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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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说:我们尽量支援他们,为他们准备了粮食。那时我们还是人强马壮,拨了几千人给他们。

李先念同索尔兹伯里谈红四方面军长征,李先念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家境贫困,由于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因此很早就自力更生,离开家门寻找谋生之路。在自己的努力下,他找到了一份木匠的工作,用以补贴家用。等到参军后,他的木匠底子也渐渐显现了出来,连毛泽东都夸他能劈能砍,是个人才。等他二十岁那年,成功当选了县书记,过了三年,又由于业绩出色,工作兢兢业业,当选上了师政委,成为军中最年轻的政委。

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两河口和张国焘会合了。

提及李先念这个人,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他国家主席的身份,跟军队似乎一点也不擦边。事实上,李先念这个人的军事能力一点也不差于谭震林。当年,我国军队七大师长中粟裕、张云逸、李克群都是大将,而这七大师长中的李先念原本也是大将人选,此时跟粟裕还是平级,却因建国后离开军队,因此没有授衔。尽管如此,李先念后来的地位也不低,成了国家主席。

两河口会议就发生了分歧。当时我还在懋功。分歧点是,中央主张向北发展回到岷江以东;张国焘主张向西,先到康定,然后去青海。这是一条死路。根据中央决定部队向毛儿盖进发,而后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召开会议,确定向甘南发展的方针。毛儿盖会议我参加了。军队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中央军委,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到了巴西,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追上来了,我们在包座把他们消灭了,师长被打死。缴获很多物资。缴获的纸烟有哈达门牌、万国牌的。还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送去一些,还送去饼干、罐头等。这时张国焘不想北进,说噶曲河涨水,过不去。徐向前、陈昌浩打电报叫他率部过河,可以派一个团接迎。现在有人说噶曲河可以过去,有人说过不去。就是河涨水也是一时的,等几天就可以过去了。分歧的本质是张国焘要夺权,要代替毛主席。他要分裂党和红军。陈昌浩动摇,也不愿北上了。于是又南下,回到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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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

在抗日期间,李先念表现尤为突出,带领军队歼灭大量日本,屡战屡胜,为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论起他生平对祖国做出的贡献,绝对可以被评为大将,可惜离开了军队,按照军衔评定的规则,也就失去了评选资格。随后几年,他被调去了中央工作,担任财政部长,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在工作时期,李先念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器重,连连给他擢升和举荐,因而他的事业更是顺风顺水。

索尔兹伯里问两个问题:一、张国焘是不是武力威胁毛主席?二、朱德的活动是不是不自由?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看错人,李先念在担任财政部长后,前后办事的工作滴水不漏,一干就干上了二十一年,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基本运转。

李先念回答说,第二个问题肯定没有,但朱德的意见,张国焘没有采纳,个别人对朱老总可能做得过分。

李先念晚年经常因为这件事而流泪,曾说后悔了几十年,也无法弥补......

第一个问题,还不能答复你。我看到毛主席讲过张国焘的电报中有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句话是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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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上还是南下成了很敏感的问题。我看毛主席对张国焘要篡党夺权有察觉。

1992年7月1日,一架银色飞机离开北京西郊机场,向西飞驶。

索尔兹伯里说,这种回答,很合乎逻辑。

机舱内安放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李先念说,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我们都有责任。徐向前是我们领导,又是我的最好朋友,他对张国焘是不满意的。有一天他和我说,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不知怎么搞的。但还是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透过舷窗将党旗照得鲜红透亮.

南下到百丈关,打了一仗,这仗没有打赢,就跑到西康了。那个地方大多没有人烟,有人烟的地方都是藏族,语言不通,又只吃牛羊肉。

李先念同志的夫人林佳楣凝视着李先念同志的遗像,泪水盈满眼眶……

那时做了一件大事,等到了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他们,又一起北上过草地。因雨季过去了,不像前次那样艰难,没有死那么多人。藏民骑兵打我们,我们不纠缠。到了巴西,准备过腊子口。当时敌人也不少,打了几炮就跑了,随后占领了岷县。

6月11日,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李先念向林佳楣倾吐了心里话:“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这时发生了一场争论,张国焘和陈昌浩的争论。这个争论很多人不理解。张主张过洮河,到甘西去,陈昌浩主张北上先和中央会合。此次争论徐向前等都没有参与。张国焘跑到前线,哭哭啼啼说陈昌浩反对他,主席不能当了。陈昌浩赶到前线,也很激动,说要部队往西去,他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劝和,也犯了错误。部队向洮河方向走了一段,走不通,才向北走。这时张国焘心虚,不想同中央会合,因为他分裂红军、分裂党。想离中央远一点,搞成一个局面,继续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次他的企图未能得逞。1936年10月初,四方面军总部到了会宁,实现了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沉思片刻,他又说:“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西路军

林佳楣俯视着掠过的座座青山,哀思绵绵:“先念,我和孩子们一定实现你的遗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期间,中央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新的作战计划。一天在漳县突然接到总部电报,而且是指人译的电报,要我立即赶到会宁去。我带着骑兵赶到总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朱德都在。他们给我一份电报看,就是同意西渡黄河的电报。我反复看了几遍,签名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看完电报就向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怎么解决渡船问题,没有船无法西渡黄河。总部的几个参谋在场,他们告诉我,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可以造船。我连夜赶到黄河岸边。我是木匠出身,知道什么树可以造船。我发电报给总部,说树木够了,但没有铁钉,没有麻,要想办法帮助搞到,同时要集中水手、木匠。如果一方面军有这方面人才可以借调帮助造船。我带的七个团,都到了黄河边,准备好了就渡河。

7月2日10时15分,一架空军小型运输机从甘肃张掖机场起飞,驶向祁连山深处。在飞越梨园口、石窝、康隆寺上空时,林佳楣和子女们将李先念同志的骨灰和粉色的鲜花一起撒向这片红军西路军当年浴血奋战的土地。

由于我们的侦察员没有侦察清楚,第一次渡河渡到沙洲岸边了。沙洲的另一边河水更宽。我们决定回来,把船拖到山沟里用土埋起来,敌人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化装成牧羊人去侦察,发现一个渡口,叫虎豹口。从这里渡过去了。随后同敌人争夺滩头阵地,伤亡几十人,把敌人打垮了。

人们记得,在这里,李先念曾指挥红三十军在极为艰险的形势下与敌军恶战。后来,又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歼敌上万人……

渡河是中央的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呢?有两种看法。我看西渡黄河同张国焘南下性质不同。西渡黄河,中央意图是要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取得援助。至于张国焘想利用中央指示搞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本来是红军主力都要渡河的,为什么没有渡过去呢?是敌人飞机把船都给炸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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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后就在一条山打了一仗,一条街一条街的争夺,伤亡很大。敌军很快占领了黄河东岸,把已渡河的部队和未渡河的部队隔断了,宁夏战役计划实现不了。11月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到了凉州、肃州、甘州情况就复杂了。不前进,也不返回,不东不西,在这里徘徊。如果一直向西,打到新疆,就不是后来的结果。

人们记得,在这里,他曾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雪中行军20多天,穿过茫茫戈壁,到达星星峡,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

我一生最苦恼的一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一是在西路军。河西是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河西走廊又很窄,军队三过草地很疲劳,子弹很少,每人只有五发;部队在零下20度,甚至零下30度还穿着单衣。敌人可以休息,可以睡觉,而我们要在夜间行军,一夜走60里路,敌人骑兵两个小时就追上了。九军古浪一战,损失很大;高台一战五军被敌人基本消灭,董振堂军长牺牲。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牺牲。陈海松比我还年轻。我们副军长熊厚发被敌人杀害。这支部队在河西打了近半年,到1937年3月失败。军队被打散了,不成建制了,只有一个团成建制,二三百人。军队整个剩下来的人也就2000多点。我们分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各率一个支队,主力是我这个支队。徐向前不愿意离开部队,我很希望他留下。陈昌浩拿出中央的电报给我看,说是中央叫他走的。知识分子都走了,我把李卓然留下了,他是留苏的,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西路军失败的悲壮历程,数万将士流血牺牲的史实,使李先念永生不忘——

徐、陈走后,李卓然、王树声我们开会,我提议,要活命就要过祁连山。王树声带的支队很快被敌人消灭了。我们翻过祁连山后摆脱了敌人。没有敌人追了,我们每天走30里,多了走不动,会有人掉队。开始时和中央、援西军总部失去了联系,行军方向靠指南针和分省地图。走到安西我做了一件错事,打安西,想发点“洋财”,结果没有捞到,已经修复的电台也打坏了。这时我们还有900多人。过了安西就是沙漠,再往前走就是星星峡。这时陈云、滕代远同志带几十辆卡车来接我们,苏联也帮忙了,皮靴、枪支等都送来了。几天后,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了迪化,1937年底我回到延安。

住院期间,躺在病榻上,李先念怀念得最多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过祁连山时,零下30多度,好好的同志,晚上睡觉时还一起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我那个十几岁的警卫员是拽着马尾巴才翻过山的……”

(本文作者曾任李先念秘书)

谈起长眠于青山的战友,他对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更是一往情深:“熊厚发,多好的同志啊,指挥战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牺牲时才24岁!”

来源:《百年潮》2016年10期

1937年3月初,熊厚发左臂负伤,由于药物短缺,伤口化脓,血管断裂。红军进入祁连山后,他已无力随大部队前进。熊厚发请求李先念把他留下。李先念说:“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出去。”熊厚发坚定地说:“政委,你要指挥部队,我实在走不出去了,你给我写一封党员介绍信,我养好伤就在这里打游击,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卫生部长苏井观对李先念悄声地说:“厚发同志流血过多,很难翻过祁连山。”

握着熊厚发的手,李先念含着泪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他给熊厚发开了一封党员介绍信,留下一小包盐和一些银元,还特地抽出一个排来保护熊厚发。李先念对战士们说:“等熊师长养好伤,你们就打游击,祁连山站不住脚,就东进回延安,找党中央去!”不幸,熊厚发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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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李先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西路军中,像熊厚发这样英勇牺牲的战友不知有多少。他们有的战死在前沿阵地,有的被敌人抓住后砍了头。这些好党员、好同志没有看到胜利这一天,他们为今天的幸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非常怀念他们……”

7月4日8时20分,小型运输机离开成都机场,飞向大巴山,将李先念同志的骨灰撒在巴中、通江、南江、黄猫垭一带,伴随骨灰飘向青山绿水的是金黄色的菊花。

壮丽的大巴山,记录着李先念60年前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2年7月,担任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的李先念指挥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战略转移打开通路。

在子午镇战斗中,敌人的子弹射中了李先念的腿部。身负重伤,坐在担架上李先念仍旧在指挥部队冲破敌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顽强奋战,进入大巴山。

那颗射入他腿中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随他走过漫长的60年里程。6月27日,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这颗子弹已熔化成花瓣形状。林佳楣从骨灰中找出这颗子弹,珍藏起来。她说:“我要用这颗子弹教育子孙们:当年老一辈是怎样战斗的;现在革命传统应该如何继承。”

在大巴山,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一次又一次给敌人以重创。1933年11月,在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年仅25岁的军政委李先念指挥部队在黄猫垭地区一举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取得这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和成功,是人民支持的结果。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躺在病床上,李先念关心的仍是老区的人民和老区的开发。

今年2月25日,李先念住进北京医院不久,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来看他,他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

谈话中,他关心的是:老区扶贫资金的落实,大西北风沙的治理,祁连山生态环境的保护,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干部的交流……

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思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石油,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炼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进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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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下午,飞机在大别山上空飞行。李先念同志的部分骨灰撒到了生他养他的这片英雄土地。骨灰伴着鲜花飘洒在麻城、大悟、红安的崇山峻岭中……

红安,这块为革命牺牲了22000多烈士、死难10万余群众的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在22年的战争岁月中,参军参干的3万余人,建国后幸存的仅有600多人,真是百人难得两人还!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病中的李先念经常念起这首当年攻打黄安时的歌谣。

魂归故里。人民哺育了李先念这样卓越的领导人。在红安这个出了130多位省军级以上干部的“将军县”,人民热爱自己的优秀儿子,儿子更没有忘记人民。

今年5月27日,红安县委负责同志来到北京医院,李先念与他攀谈了50分钟。他关心的是红安的建设,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叮嘱说:“要发展老区的经济,绿化要常抓不懈。”

这位负责同志告诉他:“红安这几年花生产量逐年上升,花生酱已经出口。”他十分高兴地说:“农副产品一定要搞好后加工,不搞后加工,群众富不起来。”他一再叮嘱说:“不要怕群众富起来,我们要想方设法让群众早日富起来,不能对不起人民。”

一向关心长江治理和水利建设的李先念同志,对日夜奔流的万里长江进行过多次考察。建国初期,就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最放心不下的是有“九曲回肠”之称的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江段,这个因流经古代荆州辖地而得名的荆江,由于河床泥沙沉积,成为高出堤内地面10米多的“地上河”,仅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间,荆江就20次溃口,死人数以十万计。1952年,李先念率领湖北军民建设了荆江分洪区工程,为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立下了功劳。

1989年4月,他惦记着有争议的长江三峡工程论证,虽然80岁高龄,仍冒着蒙蒙春雨登上三斗坪坝址考察。他深情地说:“我活着虽然看不到三峡工程建成,但是我还要看看坝址。”

病中的李先念想念牺牲的战友,关心老区的建设,也怀念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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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过去,往事却依旧如昨。1932年10月,李先念正指挥部队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妈妈赶到战场来看望的那一幕,他一直铭记在心中。

那一天,战斗十分激烈。“政委,你妈妈来了!”当通讯员带着他妈妈来看望他时,李先念着急地说:“怎么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你来了,打着你怎么办?”妈妈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拉拉儿子发皱的衣角,叮嘱一番,抹去眼角的泪花,悄然而去。

妈妈走后部队立即转移。李先念在行军途中,忽然发现他的衣袋里有两块银元。他的心不由一颤:“这是妈妈放的……”望着两块银元,李先念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家里那么穷,常常吃饭揭不开锅,这两块银元凝结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呀!

带着母亲的期望,李先念踏上了西征道路。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战场一别竟是他与母亲的永诀。

病榻上,和工作人员谈起这段往事,他说:“我想妈妈,那天我不该对她发火……”

1992年7月5日15时10分,小型运输机完成了撒放李先念同志骨灰的任务,沿着大别山脉南行。

俯视着这片英雄的土地,林佳楣含着悲痛写下悼念诗一首:油松树下埋忠骨,祁连山上飘英魂。巴山蜀水颂先烈,大别低首归故人。

朱德临终前,看见李先念,说了人生当中最后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改变了13亿国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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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朱德的若干“最后一次”

1976年春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年近九旬的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

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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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赋诗酬唱毛泽东

1976年元旦前夕,康克清带上家人把朱德从医院接回家中。

元旦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词。第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第二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一脸病容、身体仍未康复的朱德,一听到这两首词的播音,顿时精神起来,不禁赞叹道:“毛主席的词写得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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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虚弱的朱德眼里泛起了连日来少有的光亮,他兴奋地告诉家人说:“主席这两首词,头一首是他1965年5月到井冈山视察时写的。这是他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后第一次回去,距1927年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已有38年了,故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句……”

那几天,朱德一有空就给家人讲解这两首词的内容,介绍有关井冈山的情况。有时,还叫工作人员反复朗读给他听。此时,尽管朱德不能见到毛泽东,但是,他仍时常挂念与他共事50年的老战友。

毛主席的词激发了朱德的无限感慨,他情不自禁诗意勃发,反复推敲,用一个多星期,终于写下了《喜读主席词二首》,后刊登在《诗刊》1976年二、三合期上。朱德为这两首词作小引说:“毛主席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吟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下面是《喜读主席词二首》中的第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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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和第二首一起,落款为“1976年3月10日”。

这是朱德生前的最后诗作,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诗词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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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曾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朱德的这两首诗,然而却遭到了姚文元的蛮横拒绝。在“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人民日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3周年,于1976年12月26日特地转载了朱德的这两首诗。

这是雨过天晴、乌云散尽时对与世长辞的毛主席的深沉悼念,也是驱除四害、朝晖映照后对永眠九泉的朱德的亲切告慰,更是在战旗翻飞、吼声如雷中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和讨伐。

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国革命的巨人,在风风雨雨中共同作战了40多年。然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却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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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已80高龄的朱德,也未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炮火的攻击。由于朱德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肯放过他,尽管他已耄耋之年,仍将他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唆使“造反派”对朱德贴造谣、诬陷的大字报,喊“打倒、炮轰”的口号。

面对接踵而来的诬陷和迫害,朱德始终像红军时期毛泽东对他的评价那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他镇定自如地对夫人康克清说:“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朱德不仅意志坚定,而且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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