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长征史,二万五千里长征遭质疑

作者:军史

尊重历史 还原真相

内容摘要:如何尊重历史,正确认识长征史,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第一教研室主任卢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观点强调蒋介石“放水”长征,认为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卢毅: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同时贬低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观点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认为“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卢毅:上述观点意在贬低长征,竭力抹煞红军的勇猛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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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关键词:毛泽东;卢毅;蒋介石;长征精神;军事;领导;研究;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言论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壮举,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然而档案君发现,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网上一些针对长征的谣言却大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的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和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近年来长征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在网上以讹传讹,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必须坚决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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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马普安、李爱德两位英国先生在若干年前抛出的,“‘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2∕3,大约为3700英里”的论调流传甚广。两位先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第二、第六、第四方面军所走的里程加在一起。”

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2003年,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包括一些知名网站纷纷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首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如何尊重历史,正确认识长征史,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就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第一教研室主任卢毅教授。

档案君且不说这两位先生对中国工农红军基本历史常识的缺乏,就连一些国内的网友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从来就没有“第六方面军”这一基本历史常识。洋先生错误论调一出,立刻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包括一些知名的新闻网站也纷纷炒作,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实际上,这一说法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当年红军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因缺乏地图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个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其次,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和奔袭,为了调动敌人,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还要追击敌人,来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单向行进,没有走回头路。另外,部分中央红军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被裹挟南下,曾三过草地,朱德就曾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央红军走过了赣、闽、粤、湘等十一个省,爬雪山,过草地,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长征精神。您认为长征精神蕴含哪些内涵?

为此,档案君特撰写此文,澄清史实,以正视听。

1936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广泛征集材料的基础上编辑整理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有一份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根据这个一览表的记载,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计行程是18095里。而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属队走的路程,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走的无疑更长。当年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写道:“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至于那两个英国人的说法,前些年有学者曾将他们与主力红军走的路线加以核对,发现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俩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实际上,4支红军部队由于各自开始长征的起点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样,但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行程达“二万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正如1935年毛泽东所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卢毅:1936年10月,各路红军到达陕北大会师的时候,周恩来曾提出:“我们一刻也不能丢掉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内涵概括起来包括:第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第二,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第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万五千里”最早由毛泽东提出根据档案君目前所掌握的档案史料来看,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曾组织人员对红军长征里程进行过统计。毛泽东根据这个统计,先是于1935年10月23日在吴起镇,接着于11月5日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发表讲话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认为蒋介石为红军长征“放水”。这几年,有人强调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尊重长征史,二万五千里长征遭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征精神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但近年来不乏打着“还原真相”旗号恶意歪曲历史、抹黑红军的言论,影响恶劣。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主要有哪些表现?

至此,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公布于众。同时,请注意“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的用词,下文我们还会提到。

尊重长征史,二万五千里长征遭质疑。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卢毅:近年来,长征史研究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歪曲事实的现象,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比如,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2003年,两个英国人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许多媒体纷纷转载这一言论,大肆炒作,影响极坏。

而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说法也是充分肯定的。档案君在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发现了这样的表述,“不论蒋介石如何的动员一切力量,在沿途追击截击我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然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还是战胜了一切空前的困难,消灭了敌人许多拦阻的队伍,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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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第一,红军当年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因缺乏地图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个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第二,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是单向行进。另外,部分中央红军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被裹挟南下,曾三过草地,朱德就曾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1936年,红军总政治部编辑整理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记载,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计行程是18095里。而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属队走的路程,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走的路程无疑更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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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观点强调蒋介石“放水”长征,认为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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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毅: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同时贬低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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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年的11月28日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档案君再次发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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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早在1935年11月13日就已经见着于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而最早对外公布“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即是毛泽东。

“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

通过档案史料的翻阅,档案君找到了“制敌三招”,而洋先生的论调恐怕连“一招”都接不住。此外,上文档案君提到,“二万五千里”是红军所有队伍里走得最多的,那么到底都有哪些队伍在行军呢?

3983金沙官网,第一招:

仅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行程达16030里

据当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部团步兵营营长韦国清和李黎林的《日记》记载: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从1934年10月10日于江西瑞金出发,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共计为“16030里”。

这个统计数字只反映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率机关的主要行程,没有反映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基本行程,更没有反映担任先遣队任务的部队的最远行程。但这个数字也要远高于洋先生所说的6000公里。

第二招:仅红一军团行程为18095里据1936年8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开始组织编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收录的关于“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统计,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从1934年10月16日于江西于都铜锣湾出发,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共计行程为“18095里”。

这个统计数字也只是反映了红一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的大致行程,并没有反映该军团各师的行程,也没有反映该军团担任先遣队任务的部队的实际里程。

第三招:

四支部队的总里程加起来可达65000里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先后参与长征的红军部队有4支。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途经11个省,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途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4省,行程近1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途经四川、西康、甘肃、青海等4省,行程1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8省,行程2万余里。 由于这4支红军由于都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在举行战略转移时,出发的时间、地点都不同,行程也各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红军长征行程的总和是六万五千里。而人们习惯地把红军“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起来,显然是个误会。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不仅不像洋先生说的“走得没那么多”,而是“走得更多”。当年红军长征所经之地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加之沿途还须侦查敌情、探寻道路、迂回穿插、救护伤员,往返行军作战是常有的;再加由于地形不熟,走错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此,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只少不多,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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